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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对各国通胀运行机制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经济全球化与通货膨胀的文献研究，梳理出经济全球化在以下四个方面会影响各国通胀机制，一是经济全球化使传统的国内产出缺口通胀效应衰减，而国外产出缺口通胀效应显著；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传统通胀机制运行轨迹偏离；三是经济全球化使传统通胀动态模型不能适用于当前相互交融的全球经济；四是经济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应对新的通胀机制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文章最后进行了简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通货膨胀，运行机制，研究述评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经济全球化因素对各国国内通货膨胀运行机制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指出，经济全球化因素不会对美国的通货膨胀运行机制带来显著的影响（黄继汇，2007）。进一步，Mishkin（2008）的研究也认为，全球化因素对美国的通胀运行机制影响不大。而韩剑等（2009）在以美国35个贸易伙伴国的产出缺口来衡量的研究中却发现，全球化因素对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效应。尽管全球化是否影响到现行的通货膨胀运行机制这一议题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的通胀运行机制特征确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变。Mishkin（2008）指出，虽然全球化不能完全解释一国通胀运行机制的转变特征，但是全球化可能会通过一些微妙的方式影响国内通胀动态走势。以我国为例，2007年至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同样经历了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6.9%，2008年1月和2月，物价上涨率更是高达7.1%和8.7%，创12年来最高。从国际上来看，200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为9.2%。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视角去认识和研究通胀问题才能准确把握未来的通胀运行机制，并据此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

　　总结现有的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与通胀机制之间的议题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二是国际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三是国际贸易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四是国际利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Alessandro&Lombardi，2009；胡援成、张朝洋，2012）。然而，由于对经济全球化形势的估计不足，通货膨胀没有按照传统的机制运行，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通胀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基于国外关于全球经济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国加入全球经济体后经历的第二轮通货膨胀现实，本文认为全球化对通胀变动机制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将在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全球化使传统的国内产出缺口通胀效应衰减，而国外产出缺口通胀效应显著；二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使传统通胀机制运行轨迹偏离；三是全球化使传统通胀动态模型不能适用于当前相互交融的全球经济；四是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应对新的通胀机制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四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全面洞悉经济全球化对通胀运行机制产生的深层次影响，从而为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正确的依据。

　　二、经济全球化对各国通胀机制的影响

　　1.全球化使传统的国内产出缺口通胀效应衰减，而国外产出缺口通胀效应显著。在传统的经济理论模型中通胀变动主要是由许多国内因素构成，比如国内总需求、工资特征、生产率、通货预期以及影响这些因素平衡的国内货币政策。因此，传统的通胀经济模型表现为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胀变动产生显著影响，而国外产出模型对通胀变动影响不显著。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通胀变动机制的结构性变化，现有的经济数据显示，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胀变动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显著，菲利普斯曲线也变得平坦起来。相反，国外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放大，国外产出缺口首先可以影响国外的商品价格，而国外商品价格又是本国进口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而通过进口价格影响国内的通胀走势。为此，理论界提出了所谓的全球产出缺口假说（韩剑，2009）。比如：Ihrig（2007）的研究显示，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国内需求与实际GDP之间的相关性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相反，净出口GDP绝对值所占比重在不断上升。国内学者张成思和李颖（2010）在研究中指出，国内很多商品价格不仅取决于本国需求和供给，而且会受到外国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因此，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通胀率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度，相反增强了通胀率对国外产出缺口的敏感度。可以说，全球产出缺口假说对传统经济理论模型中的通胀变动理论构成了挑战。

　　进一步，最近有研究指出，国外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胀率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张成思和李颖，2010）。直接效应可以理解为进口价格变化率已被包括在国内价格变化率中，因此进口价格通胀率的升降可以直接导致国内通胀指标的起伏。比如，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在对中国PPI（石油天然气）与国际能源价格的研究证明，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中的石油天然气价格指数与国际能源价格指数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在对中国CPI（食品）与国际食品价格的计算中发现，中国PPI食品价格指数与国际食品价格指数相关系数为0.65。因此，可以断定，国外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货膨胀产生了直接传导效应。间接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国内通胀，另一个方面是通过比较优势导致国内生产的重新分配（张成思和李颖，2010）。比如：Bentolila et al（2008）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研究了大量移民涌入对西班牙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他们发现西班牙1995-2005年间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变得很平坦：失业率从22%降低到8%，而通胀却保持在2%～4%的稳定水平。他们由此断定此种现象与该国这段时间国际移民大量涌入有关。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意味着国内的宏观经济因素对于解释通胀变动而言可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国外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胀的影响越来越大。

　　2.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传统通胀机制运行轨迹偏离。经济发展速度与投资的不平衡，能否影响各国通胀机制仍是一个没有形成定论的争议性问题。正如前面的论述，传统通胀机制主要受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动，国际汇率变动，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利率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Alessandro&Lombardi，2009；胡援成、张朝洋，2012）。最近，对国内外重要文献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表明通货膨胀的运行机制偏离了正常轨迹。本文认为各国均不同程度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并存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与之相关的供需关系不平衡造成的。简单地讲，就是一方面，由于金融资产过度供给和需求不足，导致一些国家经济明显放缓。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和内需增长强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继续快速增长，造成初级产品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形成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比如：货币数量论认为世界性通货膨胀的根源不是世界货币总量的过度增长，而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的物价上涨（林福和，2010）。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辉煌成就。从进口总额来看，2011年为36421亿，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76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7%。而出口从1978年的98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8986亿美元，增长约193.7倍。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跃居第三，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在不断上涨。以1978年为基期（100），到2010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达到536.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可见，进出口贸易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在于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差异。

　　从国际收支情况看，我国长期处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状态。外汇的不能直接流通性，使中央银行为买入外汇需要投放大量本币，构成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基础货币的投入量也会随之增加，并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持续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央银行为应对外汇储备增长压力采取外汇冲销政策。比如：大量买进美国国债等。反之，美国政府又用这些货币对中国进行投资，在投资拉动需求的经济结构下，势必给农业、交通运输业、能源业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部门增加压力，从而导致这些领域价格水平迅速上涨。综上所述，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传统的通胀运行机制发生了偏离。

　　3.经济全球化使传统通胀动态模型不能适用于相互交融的全球经济。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研究通货膨胀动态变化特征对合理修正通货膨胀动态模型，以及正确制定和有效执行一国宏观经济政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2007年以来，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物价水平持续走高，社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较强，调控通货膨胀也是我国政府今后一定时期内的重点工作。

当前，涉及通货膨胀的动态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框架的传统通胀率计量模型。谭小芬、徐琨（2011）总结提炼国内外有关研究，认为通胀率主要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第一，货币数量。刘霖和靳云汇（2005）通过协整检验，验证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我国通胀的推动作用。而孟祥兰和雷茜（2011）则进一步从长期和短期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短期内物价水平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相互促进。第二，实体经济需求。Cerlach（2005）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加入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验证了1982～2003年期间产出缺口对中国通胀的影响。第三，成本推动变量。Kojima et al（2005）通过VECM和SVAR等方法检验了电力产出缺口单位劳动力成本及工资缺口进出口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第四，输入型因素。刘元春、阎文涛（2008）建立了多个变量的VAR模型，认为2006-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二是核心通胀动态模型。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是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当时石油出口国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导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又导致经济的停滞。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监测通货膨胀和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将CPI通胀率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总供给与总需求决定的趋势性成分，被称为核心通货膨胀；另一部分是由食品或能源价格波动所决定的暂时性成分，被称为非核心通货膨胀或暂时通货膨胀。三是通胀预期模型。凯恩斯（1936）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首次将“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分析视野。之后，Ceridola et al（2005）运用巴西采取通胀目标制后的数据，构建了OLS、GMM和FMOLS模型，对驱动通胀预期的因素进行了研究。Kozo（2009）以美国和日本调查的住房通胀预期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SVAR通胀预期动态模型，对两国通胀预期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虽然以上通胀模型已经被各国广泛采用，然而，全球化使得传统通胀模型越来越不能适用于相互交融的全球经济。比如：侯成琪、龚六堂、张维迎等（2011）认为，虽然通胀率是居民最关心的通货膨胀指标，然而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通胀率并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一是通胀率包含由非货币事件（比如，部门特有的冲击）所导致的暂时性噪声；二是通胀率包含由支出比例加权所导致的权重偏差。比如：陈涤非等（2011）指出，OLS、GMM和FMOLS模型能对驱动通胀预期的因素进行研究，但模型有自身的缺陷，不能就因素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演算。而改进的SVAR通胀预期动态模型，只关注了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忽略了其它有关全球化因素的影响。

　　4.经济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应对新的通胀机制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大趋势下，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应对新的通胀机制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将变得更加复杂，政策调整的系统性误差风险也将更大。这种风险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目标冲突风险。目标冲突风险来自于国与国之间的目标冲突和国内部门间的目标冲突两个方面。比如：周小川（2008）表示，目前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重点并不一致，美国、英国等主要是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配合，来迅速制止财政赤字的蔓延、经济恐慌的发生，以及经济可能发生的衰退。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着新一轮通胀，因而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反通胀。另外，一国内部各部门目标间的不一致也进一步加深了通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的难度。二是宏观操作层面失误带来的风险。为了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通货膨胀，各国都在积极出台宏观操作层面的调控政策。但我们发现，不少国家在调控过程中存在以下失误：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地朝远离坐标原点的方向推移；二是政府管制过度，政府通过行政管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度；三是社会福利过度，工资、福利的刚性特征导致的物价上涨（魏加宁，2011）。

　　总之，全球化背景下通胀运行机制的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目标冲突风险和宏观操作层面失误带来的风险外，特别是那些效果显著而又具有隐性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加深了通胀政策制定和调控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根据这些演变趋势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对症下药。但是，对症下药不是简单根据趋势分析来一一对应，也不能机械僵化地照搬国外或国内以往的经验。对症下药要以某一因素为主导，同时结合其他因素综合治理，并积极调整各种政策的角色和定位，改进用于分析和制定政策的战略框架。也就是说，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种治理方案要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简评

　　要有效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通胀运行机制，货币政策应当有助于引导该国经济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是由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演变的经济进程和竞争压力所导致的（Stevens，2010）。张唯正、郭金鑫（2012）认为，货币政策应当有助于调整全球失衡。但也有专家持反对意见，比如：欧央行副行长卢卡斯（2007）认为，这些观点和意见对于各种问题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这些观点不具价值，它们并不会像其支持者声称的那样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全球化并不影响中央银行维护价格稳定的核心作用和首要责任。相反，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全球化经济中，全球化通过各种渠道影响通货膨胀的动态性，中央银行维持价格稳定变得更加重要，且更具挑战性。

　　目前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预测难度最大、政策选择最难的一个时期。因此，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束缚，必须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和研究新的通胀运行机制才能准确把握通胀形势，并据此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一是要及时修正传统的通胀模型和通胀预期模型，将全球化因素作为关键性变量纳入到模型中，进一步增强模型的预测能力。二是受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宏观调控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政策选择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因此，出台的措施应在反通胀和经济增长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在各种调控工具之间寻求合理搭配。三是锚定通胀预期，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减少产出的波动。四是必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对通货膨胀，单靠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必须统筹协调，强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环保政策等诸多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黄继汇，2007：《伯南克：全球化对美国通胀影响有限》，《中国证券报》，第3月。http：／／WWW.sina.com.cn.

　　陈涤非 李红玲 王海慧 张建平，2011：《通胀预期形成机理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第3期。

　　黄怡伟，2011：《当前国内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分析》，《宏观经济》第14期。

　　韩剑，2009：《全球产出缺口与中国的通胀变动：基于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8期。

　　胡援成 张朝洋，2012：《破解“特里芬”难题——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储备的稳定性》，《经济研究》第4期。

　　侯成琪 龚六堂 张维迎，2011：《核心通货膨胀：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卢卡斯，2007：《全球化、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失衡与货币政策》，《西部金融》第10期。

　　刘元春 阎文涛，2008：《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当前通货膨胀成因研究》，刘元春主编《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霖 靳云汇，2005：《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统计研究》第3期。

　　林福和，2010：《国际收支失衡的通货膨胀效应一基于外汇占款角度分析》，《金融纵横》第11期。

　　孟祥兰 雷茜，2011：《我国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及物价水平关系研究》，《统计研究》第3期。

　　谭小芬 徐琨，2011：《2000-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推动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第7期。

　　魏加宁，2011：《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宏观政策取向分析》，《21世纪网》7月。

　　张唯正 郭金鑫，2012：《我国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及经济波动研究》，《现代商贸工业》第3期。

　　张成思 李颖，2010：《全球化与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研究》，《世界经济》第11期。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外部冲击与中国通货膨胀》，《经济研究》第5期。

　　周小川，2008：《中国货币政策更关心抑制通货膨胀》，《网易新闻》5月。

    本文作者：唐小飞 罗强 鲁平俊 刘伯强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3期